转轨期权力寻租的成因、危害及对策分析

监察与审计局  邓祥

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，其实质是整个社会根本性利益大调整，是一场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大博弈。在这场博弈中，由于政策、法规缺位或错位，其竞争优势必然取决于博弈者的初始禀赋和博弈能力，这不仅是当前社会分配不公、出现两极分化的深刻根源，而且还是众多寻租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条件。

权力寻租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，将进一步引导人们在非生产领域寻租，而不在生产领域通过技术改造等来寻利。因此，必须认真分析权力寻租的起因、造成的后果及策略性治理的办法。

1980年，布坎南（J.Buchanan）把寻租活动分为三个层面，第一层面指游说、疏通、贿赂政府官员，促成政府干预经济，从而产生租金并获取租金的活动；第二层面指人们耗费精力和金钱去争取官职的活动；第三层面指政府采取措施将暗租变为明租（如证照拍卖、征收资源税）。还有学者指出，不只是产权垄断可以产生租金，行政垄断一样可以形成进入障碍，产生租金，而且政府的角色未必是被动的，麦克切斯内（Mcchensney,1988）因此提出了“创租（rent creation）”和“抽租”(rent extraction)的概念。

一、权力寻租的成因

1、经济人动机恶性膨胀。改革开放前，激励机制、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，几乎扼杀了全民族的经济人动机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的经济人特性膨胀，马基雅维利主义、机会主义盛行，不择手段进行权钱交易、贪污贿赂，侵吞社会财富。这种扭曲的经济人动机，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改革前那一代人。

2、从现在的运行机制上讲，政府仍合法的享有大量直接干涉及管制经济行为的权力，而其中有些权力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。比如中国股市的种种不正常状态，与证券市场定位不正确有密切关系。现代经济学认为，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通过股市交易，使资本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，实现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。但我国股市建立后，却定下了“证券市场要向国有企业倾斜”，“证券市场要为国企融资服务”的方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能通过审批获得上市的权利，谁就能圈钱致富，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“寻租场”。

当前，尽管政府正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在一定范围实行登记制、注册制和备案制，但政府仍独自掌握或通过国有事业单位掌握着大量的项目审批权、市场准入权、进出口配额、生产许可证、经济垄断权等等。许多行政性行业管理部门变为总公司后，“婆婆妈妈未减少，反而管得更宽泛”，这种制度很容易使权力进入市场。

3、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。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督成本高的问题，一方面由于约束机制不健全，激励机制与责任机制不配套的问题，导致了政府官员可以随便改变规则，严重的长官意志、地方保护等依然存在。

4、市场经济制度、法律制度不健全，使寻租有机可乘。市场机制要求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和明晰的产权，而我国产权模糊状况仍然存在。我国在企业改革过程中，一度对企业放权经营，产权所有人不承担监督责任，也就是说产权人不在位，厂长经理成为事实上的产权主人。尤其是授权经营模式，厂长经理把国有企业利益转嫁到其亲朋好友的公司，这甚至是法律不能追究的行为。

在财务制度方面，国家财务管理机构分散，企业财务管理控制松弛，不能有效集中信息，容易使寻租者利用这些漏洞，通过贿赂，串通，共同谋利，甚至引发金融诈骗行为。

   二、权力寻租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

1、降低了投资率：哈佛大学魏尚进研究了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后（1997）认为，经济租类似于一种带有随机性的税收，直接降低了外国对中国的投资。胡和立（1989）估计1988年价格差、利率差和汇率差超过了3569亿元，占国民收入的30%以上，万安培（1995）估计我国1992年的价差租金为3906亿元，约占国民收入的19%，这也将影响我国国民的投资。

2、降低了政府收入，并直接影响政府公共支出选择。据社会科学院学者、著名经济学家杨帆1998年估计，改革开放20年以来，灰色经济中以权变钱大约30万亿人民币。据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估计，腐败每年造成1万亿的损失，其中税收流失占比例最大。政府收入的降低，必然带来教育领域健康领域投入的减少。

3、降低公共支出的效率。从国际经验看，腐败所造成的公共投资损失通常相当于投资总额比例的15-20%之间，其中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一些。如泰国在1960-1990年基建项目有20-40% 的资金用于行贿寻租等腐败行为。90年代末期，平均每年我国财政预算支出9586亿元，平均每年国家财政预算外支出2952亿元。在深圳进行的招投标试点表明，招投标可节约11%的公共支出。

4、扭曲了分配机制：在消费领域，由于经济垄断权的存在，消费者福利大量转向垄断企业，在垄断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，也降低了消费者的经济购买能力。在生产要素领域，由于垄断权的存在，降低了其它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。这实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。

三、遏制权力寻租的对策

第一，国家干预的范围要缩小，手段要透明，效率要提高，让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、收入分配。比如要取消少数国有企业的经济垄断地位。

建立有限政府责任，把市场能解决的交给市场。在这方面，还应认真考察目前企业制度、市场制度，政府审批制度中的交易成本，收集数据和案例，甄别各环节的腐败程度和寻租的主要途径。对交易费用大的经济行为,进行制度设计或改良，重新分配市场、企业、政府的调整范围，以减少交易成本，提高社会总产值。

第二，应给予监督机关一定的经济剩余索取权，建立监督部门的激励机制。关于监督结构问题，现代产权理论认为：剩余索取权是监督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。为了使监督有效，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利益和动机上不能雷同。比如企业其他成员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，监督者的收入应是扣除工资后的企业剩余。这样，监督越有效，监督者的收入就越多，疏于监督，他的利益就受损。

第三、建立公职人员职务消费预算单列制度。当前公务人员宴请、使用交通工具，基本上仍采用传统的报销制度。国外一些大公司的CEO和官员采用职务消费预算单列制度，公开这一部分的费用，接受老百姓的监督，有效地减少了隐性腐败的发生。

第四、加强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。中国目前的腐败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人动机的恶性膨胀有关，因此，应在社会上大力提倡诚信、廉政、勤政等思想。根据交易成本理论，道德借助内化的文化价值，增强人们行为的预见性，减少了人们在经济交易活动中的摩擦；同时，有助于克服搭便车的问题。其基本目标是为不按简单的、享乐的、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。

参考文献：

1、贺卫，《寻租经济学》，中国发展出版社，1999年

2、胡鞍钢，《中国：挑战腐败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

3、 吴敬琏，《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》，《中国监察》杂志2002年8月

4、U Myint， “Corruption: Causes, Consequences and Cures”

Asia-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，Vol. 7, No. 2, December 2000，PP33-57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OO四年五月十九日